安妮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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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斯托姆·詹姆斯

  在十三岁生日那天安妮·弗朗克收到的礼物中最让她高兴的是一本硬皮笔记本,于是她开始在上面写日记;在此之前她从未尝试过写作,它来得那么自然,一如幼鸟的初啼。全凭着纯稚的兴趣,她开始津津有味地谈论起自己,谈论她的朋友,学校的考试,那位年老的数学教师,还有哈里,那个令人愉快的十六岁的小伙子,对他初萌的羞怯的私情。在这些最早的段落里她俨然是个家教良好反应机敏的孩子,一切从她嘴里出来都显得那么轻松,让人很难再记得这孩子已经生活在完全不正常的环境里了。可这是1942年6月的阿姆斯特丹,她的父母是1933年从德国移居此地的德裔犹太人。安妮必须佩戴那颗黄色的大卫星,她不能坐电车,不能进电影院,不能骑自行车,八点钟后不能坐在花园里------所有这些恼人的规定在她周围织起了一张无形的网。但这并没有难为到她;凭着一个孩子毫不费力的耐心,凭着那股曾令她的老师们干着急的活泼劲,她接受了这一切。她实在是迷人,竟忍不住自己的好奇心要去了解这一切------这一切,宛如晴朗的日子一般令她着迷,欣喜。即便身临险境她也几乎完全是个孩子:就在她过完生日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久悬的厄运终于降临,一家人必须要在听从盖世太保的招降公告和躲起来之间作出选择,安妮收拾的第一件随身物品就是她的日记------还有她的卷发筒和学校课本。

  几个月来她父亲都一直在准备藏身的地方------一幢旧楼里的两层内室,曾经是他公司的办公室,现在公司交给了两个荷兰人打理,正是凭着他们的勇气和忠诚的友谊弗朗克一家才得以暂时躲过纳粹的搜捕。这些荷兰的老式房子里有些是增建有密室的,面朝花园或天井,而且可以封闭起来与外面隔绝。如今安妮,她的十六岁的姐姐玛格特和她们的父母就在这里避难,成了逃避追捕的猎物,深藏在不见天日的洞穴里;几天后另一家人也加入进来,凡·达恩夫妇和她们不满十六岁的儿子彼得,再后来又添了一位名叫杜塞尔的牙医。他们从此得终日提心吊胆,轻言慎行。对于一个生机勃勃的小姑娘来说,这样的日子本来是要比大白天逼她上床睡觉更难熬的。再加上两家子人在如此令人紧张和烦躁的景况下被强行扯到一起,无异于原本已艰难的处境雪上加霜。

  那么在漫长的无法活动的静默中她都干些什么呢?读书,读那些体贴的荷兰朋友们不断捎来的书;还有就是写日记,把她想对一个亲密的朋友讲述的一切都写进去,真希望她确曾有过那么一位朋友呵。她的天性中就含着希望。每当她特别喜爱某个作家时,她便决心将来要让她自己的孩子也读他的书;她总是怀着无限的喜悦和感激之情为自己的平安、健康和这世界的美丽结束她的祷告:上帝决不会放弃她,对此她深信不疑。即便偶尔想到有一天她真的可能会孤身一人,这念头有如一丝寒意掠过她脑海,她还是相信未来许诺给自己的一定是爱情和幸福。接着盟军反攻的日子来临,她想,或许到了秋天,她便可以告别这座充满死寂和饥饿的囚牢重返校园。
 确实,在秋天来临之前她真的离开了那里,但去的是一处集中营。1944年8月4日,盖世太保的魔爪终于伸到了他们身上。人们后来在盖世太保留下的狼藉中发现了安妮那本珍爱的日记,并把它交给了她的荷兰朋友们。

  就在那之前整整四个月的时候,她写道:"我想活下去,即使在我死后。"那一刻她显然不曾指望自己的日记能令她纤弱的身影在人们的记忆里停留得稍稍长久一些。真实的情形是,在她消失之前她根本就没有时间留下任何其它的印迹。可是对于我们,一个何等鲜明的形象,笑盈盈地,从那些屠夫们肮脏的手却不屑毁灭的纸页中朝我们走来,这又是何等的幸运。如今,那扇曾经藏匿她的门早已关闭,那个曾经以她无法扼制的欢快惹得那位老教师因为上课讲话而罚她写一篇题为"话匣子"的作文的小姑娘也已淹没在无痕的岁月里,可那深藏于一个孩子的天性中的欢快、活泼和生机,却日久弥深:透过一扇阁楼的窗户她凝望一片蓝色的天空,光秃秃的树,一只海鸥令人目眩的翻飞,她遐想着极乐的那一刻,到那时,她一定会自由自在地看着这一切景象,那就是她坚信上帝要人们做的事情;她拒绝绝望,一次又一次,凭着某种超凡的优雅和仁慈,她深信日益临近她的是美好,是欢乐,是继续长大和学习的机会。一次又一次,她那被自己称作"不讲理的欢快"的想象力如泉水般淹没时时萦绕她心头的恐惧和紧张的急流。我很想帮帮你,她总对彼得说。可你一直在帮我呀,他告诉她,"用你的欢快。"

  我们初遇这位姑娘的真实存在是当她以其孩子般朦胧的意识刚刚开始轻触她自己的理性和智慧的那一刻。由此一步,又一步,我们慢慢靠近她纤弱的身体,感受它每一次的轻颤和复归平息。我们仿佛亲眼注视着这个生性热情的孩子,每天她睁开眼睛,看到的是囚牢的四壁,还要忍受来自四个大人的压力,沦为他们神经质般的焦躁和训诫唯一宣泄的对象。她当然不会轻易驯服;她倔强,正是凭着全然孩子气的骄傲她毫不费力,浑然不觉地洞穿了成人们一厢情愿地要求还是这个热烈而善良的孩子乖巧和讨人喜欢的企图。

  凭着惊人的澄明,而且毫无造作之气,她试图分析她自己及其同伴的本性。在此迫人的氛围中她快速成长,太快了,她用心体会着在她周围日渐深沉的恍惚和沉寂,甚至能逐渐意识到一点故意的虚伪应该能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轻松一些------但她没有那么做。相反,她将解救之道引向自己的内心,求助于某种从容,某种半温柔,半漠然,而又绝非孩子气的耐心。是的,她正在学习人类所有课程中最艰难的一课------超然的分离。她确信,尽管她年少,但她绝不会向自己的生命妥协。与此同时,在她灵魂的最幽深处有个声音一直在告诫她,她就要死了,但她知道,生命所要求的是一种满含欢欣的勇气,她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她有她的信仰,她有心中的爱情。还不到十五岁,她便能写到:"我感觉到我是个女人,一个具有道德的力量和勇气的女人。"
 那段记忆,降临于她的一次梦境中,是关于她孩提时爱慕的一个叫彼得的人的,这一记忆在她心中勾唤出了有关成熟的朦胧影像,并以其豆蔻年华的清新和单纯日益丰满着它自身的形态。这个梦预示着她对彼得·凡·达恩的新的情意。正是在她记述的两个年轻的囚徒间日益滋长的爱情故事里,我们能最清晰地领略到她持久的纯真。这是她最闪光的品质------这种纯真,这种蕴含在一颗敏感而明彻的心灵里的纯洁。牢不可破的简单的叙述风格又使之成为美和真的奇迹。初见时她曾以为他是个乏味又愚蠢的家伙。可没过多久,一年半吧,甚至还没等到她做的那个有关另一个彼得的温柔致极的梦,他们俩,带着羞怯的微笑,更近地走到了一起。他,她想,也是孤单的。没有任何的匆忙和急促,好像展现在她面前的是一段等着她亲手去创造的漫长生活,慢慢的,所有亲昵的姿态次第展开,她学会了向他倾诉:她记录下他对她的一句赞美,并因此而喜悦,还有,以一贯的平静和简单,记录下当他们像两个一直在玩耍的孩子般相互纠缠片刻时给自己的感官留下的点滴撞击。

  然而即使和他在一起她的澄明也没有离开过她:她不对他的软弱和无礼、他的心智的贫乏作判断,但她禁不住要洞明这一切。

  她谦虚而有抱负。读她的日记,我们很快便能确信她当有此抱负的权力。她是个天生的作家;她有能力直接而生动地勾勒出几间毫无舒适的房间,及其间的氛围和气味;夜间连续数小时的恐怖;八个人同处一室的场景,所有的描绘都带着一种活泼而又漫不经心的从容------看似芜杂的表象,其实她捕捉到的是藏于声音和姿态下面的图景。动人的正是这漫不经心的从容。在这些场景中,这位未来的小说家带着宽容的信心从容地朝我们走来。那位分享她的房间的牙医杜塞尔先生的怪癖,她那位善良、敏感而聪明的父亲的魅力,她说话带刺而没有耐心的母亲,她的姐姐的好,好激动易生气的凡·达恩一家------她全部以一个孩子不妥协的锐利来看待,并总是揉以一个成年人才会具有的公正和怜悯之心。对于风云莫测的日子在她心中激起的模糊的情感,对于在她体内弥漫的春之倦怠,对于自己和别人一起被禁闭在为密布的阴霾所笼罩的蛋丸一隅的感受,对这一切她总能找到最贴切而又动人的词语。

  但这里没有刻意的经营,没有炫耀,一点都没有,没有演戏,即便面对的就是自己,即便那角色就是为她而设,也丝毫没有那种强作躲避臆想中的残酷的所谓的灵童身上特有的无病呻吟和装腔作势。她的澄明,她的卓越的观察力,即使当她把目光投向她自己的时候也不曾背弃过她。她没有虚荣,没有忸怩的姿态。她就是坦率,纯真和神志清明的化身。她了解自己的聪明和幼稚,还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小姑娘,对自己毫无把握,所以对抗来自长辈们的压力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装傻------可在背后,她还是她自己,继续探寻深藏内心的真切感受。就好象知道时日不多必须抓紧,她一路狂奔。如果说一个在学校里就以其欢快的性格受人欢迎的孩子在无人赞许的环境中学会了处事之道还不足为奇的话,那么她竟能为此清晰地洞明必须自我更新的迫切需求实在匪夷所思。她能秉持某种超然的理解和沉着忠实地记录自己的内心争斗,愤恨,绝望,直至后来要对自己负责的确信,好象这一切都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似的,还有面对巨大的考验------爸爸妈妈不理解我------表现出来的冷静,她将之握在手中,反复掂量,并最终平静地将它搁在它本应该在的位置上。目睹这个孩子,这个年少的女子,走得如此远,展露得如此丰富,在仅仅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实在是一段令人振奋而又自惭形秽的体验。正如日记的最后一篇清楚地显示的那样,她甚至知道还要走多远才能最终驾驭自己。
那她到底走了多远?她死于1945年3月柏根-贝尔松的集中营里,荷兰解放前两个月,本该属于她的十六岁生日前三个月。

  让我们暂时克制一下自己的情感吧------哑然无语吗------那该是最终在我们心里激起的感受,只要我们想一想,就在我们的有生之年里,一边是科学家和发明家们惊人的成就,一边是这些为人类建造的巨型屠杀室,让我们再想一想,对于安妮·弗朗克的为数不少的人类同胞们来说,把她送进其中的一间曾经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哑然无语。他们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感到哑然无语就够了吗------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惊之后,在我们发现一个原本似乎高度文明的民族竟能发明一种如此凶残的技术之后,我们便开始昏昏然把集中营当作一件普通的历史事实来看待,一如其它的事实;而德国人自己似乎也很容易忘记,就在若干年前,他们在干什么。这就够了吗?一切只能如此了吗------或者,企图将所有的罪责都一股脑地砸向某个民族或党派并溜之大吉就完事了吗?错了,这无济于事。甚至那个孩子,安妮·弗朗克都明白这一点。是人类制造了贝尔松。他们在那里所做的是人类在其内心深处可以做的,只要他们有此意愿。所以问题不该是:他们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而该是:什么力量驱动他们做出这样的事情?是什么力量驱使今天的人们为至今仍存在于俄罗斯和欧洲其它地区的集中营找到正义的?简言之,是什么力量驱使一个人要如此蔑视他的同胞,以至于让他确信一个犹太人或一个政治上的对手,就应该,就必须,被如同蛆虫般对待并被彻底扑杀呢?

  驱动他的是一种信条。人类很早就学会了如何让某种信条封堵上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这样他们便能无视受难者的痛苦而专心致力于折磨。再没有比为此目的的信条塑造得更好的了,在人类看来,它正是历史得以完结的工具,带着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并且在今日我们的手中再次高扬。人类的存在就是要为历史的目的效力------而这一目的对训练有素的精英们来说再熟悉不过了。这些特权人物深谙历史的逻辑所要求的是什么;所以任意切割和雕琢活生生的人类素材便自然成了他们的权力和义务。他们有权牺牲一代人,两代人,为了他们所效力的未来。以快刀斩乱麻的心态应对困难重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这样的施政形态是不可能温和而彬彬有礼的。除此杀戮的一面------希特勒对犹太人恶魔般的仇恨------甚至连同德国的集中营统统构成了那个国家的经济的一部分。然而,德国精英阶层对待历史必然性的观点错了:他们以为自己曾经见识过这种观点;但实际上他们没见过,而且被打败了。那么,面对某个精英阶层在成千上万的男人和女人面前充当残酷的天意的代言人,为此辩护的前提必当是:历史的终极意义不能被歪曲和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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